点一盏心灯，暖一院人生——“电亲戚”与盲人邻居的第61个春节******
新春走基层丨点一盏心灯，暖一院人生——“电亲戚”与盲人邻居的第61个春节
新华社沈阳1月11日电题：点一盏心灯，暖一院人生——“电亲戚”与盲人邻居的第61个春节
新华社记者王炳坤、于也童、武江民
小年快到了，33岁的杨迪身穿工装、腰挎电工包，拎着米、面、油等年货，穿行在沈阳市铁西区“盲人大院”的几栋居民楼之间。
刚爬上7楼，还没等他腾出手敲门，屋里就传来熟悉的声音，“是小杨迪吧。”因为来的次数多，76岁的盲人阿姨邱淑华光凭脚步声就能“认出”他，“这几天我正念叨你呢，你就来了！”
1月5日，杨迪为邱淑华送去节日慰问品。(新华社记者武江民 摄)
“盲人大院”是民政福利企业原沈阳市互感器厂盲人职工的宿舍，20世纪60年代曾有70余户盲人住在这里。他们虽然眼睛看不见，可日子总是光亮的。杨迪是国网沈阳供电公司郭家供电营业所第14任所长，61年来，郭家供电营业所一直守护着这里，“电亲戚”们定期上门维护线路、维修电器、打扫卫生，为盲人们点亮了一盏盏“心灯”。
走进邱淑华家，杨迪一放下年货，就开启了“电工模式”。他顺着墙上的线路，从电箱、电线到各类电器，不放过一个细节地检查。“刮风下雨必到、下雪必到、逢年过节必到，这是老所长定下的规矩。”杨迪说，“这个习惯保持了60余年，我们要把它延续下去。”
1月9日， 郭家供电营业所员工在“盲人大院”为一户盲人居民完成线路检查后，准备前往下一户继续进行检查。(新华社记者潘昱龙 摄)
“盲人大院”和郭家供电营业所的故事开始于1962年。那时，“盲人大院”还是平房，盲人们共用一块电表，算起电费不免发生口角。抄表员刘继增体谅盲人们的难处，他挨家挨户把电费算清楚，“一户不落，一分不差”。
盲人们打心眼里佩服这个实在人，也对他产生了依赖。郭家供电营业所了解情况后，干脆让每一任抄表员担任联络员，成了盲人们的“电亲戚”。
几十年来，“盲人大院”的“电亲戚”越来越多，由一代代抄表员，扩大为郭家所的全体员工。国网沈阳供电公司还专门组建了“郭家爱心团队”，盲人们外出办事他们陪同，盲人们缺啥要啥他们代购，盲人们生病受伤他们照料……从最初的排忧解难到而今的呵护陪伴，82岁的佟德禄说：“远亲不如近邻，供电所离得近，有大事小情我们一个电话，‘电亲戚’们保准就会出现在身边。”
从邱淑华家出来，杨迪和爱心团队成员来到“盲人大院”的盲人活动室。墙壁上写有“2023年新春慰问活动”的红色横幅，让这里“年味儿”十足。一名志愿者掏出剪刀、推子，凭借老手艺为盲人们理发。几名盲人坐在长长的条凳上，你一言我一语地回忆他们与“电亲戚”的往事，怎么也唠不完。
“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三伏天，有一家下水道堵了，咱所的许刚一只手拿铁钩，另一只手戴上手套伸到便池里面，硬生生给‘掏’通了。”73岁的矫淑芬说。
“每年冬天一下大雪，我们还在睡梦中，一听到外面哗啦啦的铁锹声，就知道是‘电亲戚’们扫雪来了。”75岁的盲人大爷肖德仁说，不管雪下多厚，从单元门出来肯定会有一条道；顺着这条道往外走，指定就能到达小区门口……
61年间，“盲人大院”从平房变成楼房，盲人住户从70余户减少至30余户，从年轻力壮变成垂垂老者。“电亲戚”虽然换了一茬又一茬，但每一批都随叫随到，默默守护在盲人邻居身边。
1月9日， 郭家供电营业所一位员工正在查看盲人居民用电情况。(新华社记者潘昱龙 摄)
下午4点左右，活动室的“2023年新春慰问活动”临近尾声。杨迪像往常一样，紧紧牵着邱淑华的手送她回家。独居的邱淑华说，她现在生活有保障，“有了你们这些亲戚来走动走动，就能过个好年，对新的一年充满希望。”
《平原上的摩西》：成功的改编 全新的创作****** 根据双雪涛的中篇小说《平原上的摩西》改编的同名迷你剧在迷雾剧场首播时，确认入围今年柏林影展的剧集单元。这个展映单元的设立以及选片原则，是为了呈现多种放映平台上的当代电影怎样展开“长故事”的叙述。就这一点而言，《平原上的摩西》脱离了观众司空见惯的悬疑连续剧的模式，它更适宜被当作一部7小时的长片。 双雪涛写作《平原上的摩西》，明显地致敬福克纳，借鉴《我弥留之际》的叙事手法，以多视角多声道的独白的混响，拼贴出一段从1990年代到本世纪第一个十年间的东北往事。导演张大磊在改编和拍摄中，把故事的背景转移到同时期的呼和浩特，剥除了原作中“铁西区”“艳粉街”等具有强烈辨识度的地域和时代符号。这并不折损小说文本提供的阐释空间，导演把小说当作一个特别的起点，由此展开了属于他的全新创作。 生活场景中的阴郁抒情 小说以多角色的回忆展开，时间轴是滑动的，不断地从“此刻”回溯到过往的某一刻。最先出场的是男主角庄树的父亲庄德增，他从1990年代初国企改革前夜的“下海”决定讲起，钩沉与庄树母亲傅东心在1980年前后的相亲、成家。剧集回避了这种张扬叙事技巧的跳跃时间线，按部就班地细说从头，开始于傅东心坐公交车去公园赴约，街景不断向她身后退去，不知哪里的喇叭，传出罗马尼亚电影《沸腾的生活》主题曲。即便不知道这支曲子的来历，以沉稳的节奏流过画面的细节，构成了直观的“沸腾生活”。视与听制造的第一印象，让人想起本雅明的这段话：历史是被建构的，建构的重点不是空虚的时间，而是具体的时代，具体的工作，具体的生活。 抱着对“悬疑”的期待打开这部剧集的观众，很可能是失望的，除了第二集和第六集的结尾，剧中没有明确的事件正面爆发，没有戏剧化的冲突，在出场人物身上，很难找到清晰的意志，更没有剧情片常规的“行动”。十多年时光流逝，国营工厂改制，工人新村拆迁，连环杀人案爆发，便衣警察在平安夜横尸贫民窟……本该倾覆生活的剧变和惊人事件，被生活的无数微小尘埃覆盖了。导演把更多的耐心交付给家庭和邻里的生活场景实录：女婿陪丈人喝酒，女儿和父亲商量买什么雪糕，老师带着孩子读《卡拉马佐夫兄弟》。甚至，当大案发生以后，警员们熬夜查卷宗、私服暗访等情节，没有被浓墨重彩地渲染，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捆绑了，而观众更多看到他们在工作的同时，和普通人一样喝酒、泡澡、吃夜宵。摄影机成了显微镜，镜头前展开了微观的、具体的生活环境，以及活动在这环境里的人们。 剧中屡次引用《卡拉马佐夫兄弟》，整体的剧作气质却多少有些切近契诃夫的意境。年复一年，一代接一代，那么多的欺瞒、背叛和暴力发生过，都是在看不见的“暗场”。创作者搁置了事件和行动，超越社会语境而深入日常生活的内涵，把重心转向刻画人的生存状态，更进一步，深入他们捉摸不定的精神世界，寻找他们隐藏于内心的波动。 小说中，傅东心像是承载了若干现象的容器，起初是委曲求全的知识分子，后来得到“先富起来”的红利，是自我放逐的文艺阔太。剧集最大胆的改编是一开始就用高光照亮了这个和环境格格不入的人。即便海清的表演存在争议，剧作呈现的傅东心也是当下影视剧中的稀缺形象。她不是错生在特殊年代的林黛玉，也不是被糙汉丈夫庇护的女版堂吉诃德。她更多集中了契诃夫笔下一部分角色的特质，既是没有扣动扳机的特里普列夫(《海鸥》)，也是下沉得更彻底的柳苞芙(《樱桃园》)，她在无法摆脱的环境里因为抱有理想而格外痛苦。傅东心以“熬下去”的状态度过了她的大半生，自甘游荡于“正常生活”的边缘，她的大半生汇聚成一种阴郁的抒情，这也塑造了整部剧集的精神底色。 湖水、平原和枪声 从对“傅东心”的刻画到作品整体的气质，相比小说的冷冽干脆，剧集平添了怀疑和哀怨，这就注定了女主角李斐的结局是两条不同的“路”。 小说尾声，浑然不知李斐惨烈经历的庄树心存幻想，以为童年往事的回忆能把湖水变成平原。最后一句话陡然宕开现实，展开青春尽头的冷酷仙境：“北方午后的微风吹着她，向着岸边走去。”这则结尾，和《刺杀小说家》意趣相通，“信念”介入且暂时地战胜了现实。 而在剧中，李斐把枪口对准自己，虽然这个画面没有正面出现，但她的死是确定的，她的悲剧也是确定的。这个改写，并不是影像用形而下的结论对峙文本形而上的憧憬。一声沉闷的枪响，宛如同时砸在观众大脑和内心的重锤，提醒人们之前看到的“万家灯火”里潜伏着可怕的危机，甚至是能把人摧毁的。 一种彻底的悲剧精神流淌在整部剧集：蒋不凡是个正直的警察，但他在“准时破案”的压力下做出严重错判，最终赔付自己的性命；庄树渴望查清陈年血案，但真相把多灾多难的李斐推入更深的深渊；李斐是最无辜的，12岁的她为了在平安夜见到庄树而对父亲撒谎，这个谎言让他们坐上伪装成出租车司机的蒋不凡的车，引发了蝴蝶效应般的惨剧。他们的生活支离破碎甚至万劫不复，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悲剧承担一部分责任，但没有谁应该承担全责——他们面对命运随心所欲的拨弄和玩笑，无可奈何。 导演以耐心的视听节奏铺陈具体的人间悲喜的点点滴滴，诚实地面对人性和人的存在，一旦创作者抒情地陈述具体的人的卑微和局限，以及因此而无法幸免的道德困境，真正的悲剧诞生了。这里没有“我命由我不由天”的豪情，没有摩西在平原上分开湖水，李斐和庄树的命运都脱离了他们的意愿。 卧倒在船上的李斐像死去的天鹅，庄树在染血的湖面上回忆他和李斐共度的童年夏日，比起小说轻灵浪漫的余韵，剧集结束于哀怜的凝视，也是这份“怨而不颂”的哀怜姿态，成就了影像表达中不多见的美学调性。(本报记者 柳青) (来源：文汇报 2023年2月3日 第6版) 天下彩票地图 |
